很難在我們的傳記類的作品中看到這樣不留情面的書寫。我們更愿意為賢者諱，愿意表揚和自我表揚，愿意在個人恩怨之間相互指責攻訐，愿意在人造泳池中去揚帆破浪，便當然和真相拉開了距離，有意無意之間把書寫的對象特別是如張申府這樣的大人物，書寫成哈哈鏡里的鏡像，或戲臺上披戴裝扮過的角色。舒衡哲認為信史的書寫是不斷接近真實的過程，這個過程也是不斷和受訪者一起解謎的過程。她說：“作為一個歷史過來人，在公開和私下的回憶里，張戴上不同而且經?；ゲ粎f調的面具，這就越發(fā)使得他的謎解不開。”她還說：“一個幸存者，基于需要，必定是一個雙面人（甚或是多面人）。”舒衡哲的這些經驗之談，對于我們今天頗熱的各類傳記類的寫作和閱讀，是一個有益的路標。

　　想起放翁有詩云：史書弄筆后來事，繡鞍寶帶聊兒戲。是因為在這本書的前言里，舒衡哲說過這樣話：面對張申府，作為歷史學家的她不能視為兒戲，那些真實的事情，像河里的尖石塊一樣，每一次走進就會刺她一下。在我們這里，卻常常把它們當成兒戲，而且是要把它們“繡鞍寶帶”裝扮一番的。